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，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。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正是中国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5位中国画大师级人物，他们对中国画传统的继承，对西方绘画的融合与革新，使中国画的艺术水准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度，并对此后中国画坛造成深远影响。
　　2011年6月11日至7月10日，由天津博物馆与海南省博物馆联合筹划的“走近大师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中国画精品展”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，让我们一睹大师们的艺术风采

　　市场经济哺育下的“海派”绘画

　　海南博物馆陈列部林晖向记者介绍，此次选择这5位大师的国画作品进行展出，一方面是因为5位画家具有公认的大师级地位，另一方面，这些大师都与“海派”绘画有很大关系。
　　任伯年(1840-1895)和吴昌硕(1844-1927)是“海派”绘画的创始人，其后的齐白石(1864-1957)，在题材选择、设色方式等各方面，都承袭了吴昌硕的风格。在一段时期内，张大千(18991983)也被划入“海派”画家之列。徐悲鸿(1895-1953)虽不属于“海派”画家，但他与“海派”名家有诸多交往，并流传下许多画坛轶事。
　　“海派”绘画的诞生，正逢中国步入社会近代化，开埠后的上海滩冲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，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开始崛起。为适应历史发展，中国绘画进行了自觉的改革，从孤芳自赏的雅文化走向了世俗化。“海派”绘画逐渐形成我国近代第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区域画派，开创了中国画商品化的最佳形式，同时又是中国画从传统向近现代转轨的成功典范，成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转折点。很长一段时期内讲到“中国画”，人们观念中所出现的正是“海派”绘画这样一种或大或小的重彩写意形式。
　　尽管博物馆的馆藏作品不以市场价格来体现其价值，但据业内人士估算，此次省博物馆展出的这40幅大师精品，总市价应在亿元左右。

　　敦煌归来的张大千

　　被徐悲鸿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的张大千，所画仕女图，境界极高，有“张美人”之称。19世纪40年代，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，这使得他的仕女画风格发生了开创性的转变，由此前的明清仕女图多呈现娟秀修长、削肩瘦颈的“病态美”，转变为盛唐风格的丰满润泽、富丽华贵，仕女服饰上的纹样组合，也多取自敦煌绘画中的装饰图案。
　　本次展出中，有一幅张大千作于1944年的《纨扇仕女图》，单绘一执扇仕女立于画中，空无背景，仕女微微侧身，细长的丹凤眼盈盈欲滴泪，神情落寞忧郁，衣饰细节勾勒笔致清润，具有鲜明的敦煌唐人画风。蔡於良说：“这幅图中，张大千用淡墨勾勒轮廓五官，眼眶、腮红以淡硃砂烘托，额头、鼻梁、下颚以白粉晕染，为传统的‘三白’画法，是张大千笔下美女的一大特色。”
　　张大千还以善画荷花著称，有“古今画荷的登峰造极”之誉。据说，张大千33岁时住进北京颐和园，其间5年，他花很长时间在颐和园内湖畔观察荷的千姿百态，研究它的生长规律。
　　赴敦煌临摹佛教壁画，通过细心揣摩佛画中莲花宝座的造型，张大千领悟到了荷花的轮廓线条和神韵之间的关系。敦煌归来，他的荷花为之一变。展出中一幅张大千创作于1945年的《墨荷》，泼墨拙厚飘逸，以草书笔法为之，行笔奔放，清新中见精神。
　　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，也正由于张大千的精湛艺术，才使得敦煌惊艳于世界。